胡林翼认为，即然是当了执法者，怎么能畏难退缩，只顾眼前的安逸呢！
况且我们国家的赋役轻于古代，兵乱已经七八年了，皇上和我们日夜忧勤，全是身体力行，节俭至极，甚至从未增加过赋税，也没有任何事情困扰百姓，这是全国人民都知道的。
如果官员能够真心实意地与百姓相见相行，杜绝利用文书差错的弊端，严厉打击贪官污吏、严厉打击那些刁生、劣监和包户的侵占和私利，让人民明白执法人所做的事是为了国家，而不是为个人，为公众，而不是为私利，那么老百姓的钱粮肯定会踊跃上交。
有些富人家庭可以先交纳一部分税款，或者选择适当的地区进行分配，先行劝导他们，要学会变通，尽量使利益达到最大化，这是明智的官员应该做的事情。
要知道，君民之间相互依存，唯有这一件事情能够联结上下之情，这是一种义务，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是为了国家的利益。
国家最宝贵的财富就是土地、人民和政务，就像尧舜治理天下一样，也只有六个部门和三项事务，要警惕不要迎合奸民的欲望，而忘记国家的紧急情况。
当时湖北泉司已经释放了罗遵殿。
【罗遵殿当巡抚，治理浙江时，刚刚坐下来还没暖了席子，就被疯狂的寇贼所攻进来，浙江省城被攻陷，他以身殉职，妻儿相随而去，一同尽了忠节。他在担任湖北官职时，他辅佐胡林翼整顿治理，筹划储备。他在外任三十年，去世后只留下了四十亩薄田和十几间土屋，他的廉洁正直和清风明节，是近代边疆官员所罕见的。
也有民间史料中记载，说他巡抚职位上的死，是因为沉迷于贪婪和残暴，严密封锁了城门，封堵了明越之间的要道，最终导致了自己的灭亡，祸及南纪。他的廉政仁爱与暴虐行为，怎么能够用同一天来形容呢？”
我不知道写这个的人是什么心思，如果是一个当了省级干部的人，死了却没有钱安葬，这足以千古了。说这话的人其心可诛，要不就是良心不正，大大的坏了。】
胡林翼接着汇报说，叛军陈玉成，也被称为“四眼狗”和李寿成带领三万余人以及数万名饥民和数十万名游勇在桐城地区活动。
饥民是由于连年旱灾和蝗灾造成的。
四月初一日，胡林翼饬斥了襄阳道唐训方、守备刘齐街，他说：湖北就是个大吏家族，就象十分富裕的家庭中道下落了，他们的土地和房屋都还是在的，但店铺、佃户、仆人、经手人等等都在私下里捞取好处，管理家族的人者不能处理好这事家务事，而是日夜向邻居借钱花，一开始或许还心存怜悯，最后却会被人厌倦。
古人以大山大海之一处小小的地方，都能自己强大富裕，比如管子在齐国，勾践在越国。
湖北的北方是南北交通的枢纽，水陆交通发达，商贾云集，这是应该是东南的一个大都会呀。
就像厘金的事情一样，中饱私肥，完全掌握在官吏、劣绅、刁衿的手中。
现在唐巡方在襄阳有德行操守，刘齐街心系军国大事，他们互相信任，集思广益，寻求贤才的帮助，全力抓住主要问题，又权不旁落，这就很好。
对于州县士人和庶民的侵蚀和阻挠，以及办差过程中的的为难和索要，必须严肃追究。
我们还要努力寻求富强之策，共同渡过时艰。
初四，胡林翼应城盐井委员钟谦钧要求，向他说明了目前情况，作了汇报。
初五，又再次奏报：“根据向曾国藩发的咨文，得知江西有五万兵力，但没有足够的粮饷，这样江西就不用担心兵力不足。另外，根据李续宾的报告，他管辖的六千人增加了仁字四营、护军四营、凯字一营，总共不过万人。
就是说，我们现在要打击贼寇，首先要注意保护九江的安全，然后才能确保江西的门户不被攻破，才能谋划好江南的整体局势。
胡林翼补充说：“从荆州、襄阳到武汉，水路有千里之遥；从武汉到九江，只有五百里；从九江到金陵，顺风的话五天就能到达。吴人有句谚语说：长江有五千七百里，但真正的险要只有四处，就像一个人身上有七尺之躯，受寒风的地方也只有几处，即荆州、襄阳、武汉、九江、安庆、芜湖、金陵、圃山关。”
又听说瑞州的贼势已经崛起。
如果瑞州能够恢复，我们可以分兵力去对付他们。
但是现在调兵分散，如果兵力太少，就无法抵挡贼寇的进攻；如果分兵太多，九江就会更加脆弱，贼寇可能会趁机攻打南昌，援助瑞州，江西的局势就更加糟糕了。
至于小池口石城的贼兵已经形成了犄角之势，是都兴阿率领鲍超在围攻，士兵受伤六百多人，鲍超自己也受了四处伤。
王国才有三千人，都兴阿派驻黄梅，去剿灭宿松。
自从桐城的兵溃败后，庐州发出警报，安徽省的贼寇又活跃起来。
李孟群带领勇士两千五百人，经过罗田前往六安。
昨天都兴阿来了咨文，桐城的贼寇三万人大举进犯，下游的兵力不足，咨文请调派守卫襄阳的马队和宝、义两个营赶赴宿松协助剿灭。
鄂省的兵力主要集中在下游，不仅是为了防备上游的进犯，实际上也是想趁势进攻江、皖两省。
提督孔广顺一军不到一千人，而且还有伤病，很难每天出动。
王国才独挡一路，因为广东的土匪四处活动，所以暂时取消了前往云南省的计划。
另外，胡林翼又上陈楚省盐法问题，说：“湖广两省自从淮盐断绝以后，盐法就没有规章制度，只能依靠邻省商人陆续运来，以供应人们的食盐需求。
这只是暂时的权宜之计，不可依赖长久。
据查，潞、粤两省的盐成本较高，只能运销近边，无法远行。
只有川盐成本较低，一条水路就可以通行，所以近年来两省的食盐以川盐为主要来源，但与淮盐相比还有差距。
咸丰三年，前督臣张亮基建议借调川盐引进，派人监督运输，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由于广东的土匪活动频繁，所以暂时没有继续请求川盐的计划。
此后，楚、粤两省的食盐都是由私人商人运输，经过夔关、宜昌平善坝和荆州沙市，并征收税款，作为官方盐的合法来源。
大约每个月能引进川盐九百多张，约一千万斤左右，但具体数量并没有确定的额度，也没有给予引票。
正月中旬，宜昌发生了襄匪的警报，商贩们一个月都没有前来，导致南方的盐价大幅上涨，民间几乎断了盐的供应。
楚地的盐是否能供应，完全取决于商人的权力，而不是由政府统一管理。
盐法是国家的大政策，但利权下放，自古以来都不能这么干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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