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了解永乐帝朱棣在祖制方面自相矛盾之处，得从洪武初年皇宫门口所立的一块铁牌说起。
在那个草创的开国年代，一块告示牌本没有什么值得特别注意的地方。
其特别之处在于它的内容，据《明史·宦官一》载，该铁牌上写的是“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这句话不长，仅仅寥寥数语，却杀气冲天，让人又回想起来那一段严刑重典的岁月。
当然，朱元璋对宦官的防范不无道理。
时时与宦官接触，这些人的素质和品行他心里最清楚；而汉唐的宦官之祸，更令人不寒而栗。
因此，他明确规定宦官不得兼外臣文武衔，不得穿戴外臣衣服、帽子，官阶不得超过四品，政府各部门不得与宦官公文往来等等。
同时，还将铁牌立于宫内，以示震慑。
以祖训的形式将宦官排除于国家政治生活之外无疑是个英明之举。
明太祖对宦官干政的防范已是快人一步，抓在起跑线上。奇怪的是，到了永乐时期，宦官的势力却突然死灰复燃；此后不断壮大，逐渐形成一个十四监、八局、四司的庞大机构。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还是从永乐时期开始说起吧。
永乐年间，宦官权力从无到有，不断被委以重任。此后逐渐取得出使、监军、专征、分镇等一系列特权，权势不断提高。
在这些宦官的机构中，炙手可热的当然要算司礼监。
司礼监只不过是一个文书机构，本应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特别就特别在它掌握了帝国的批红大权。
所谓“批红”，即皇帝以朱笔对奏章的决策签批，再下发执行。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批红大权往往被司礼监掌印太监掌控，故而权力熏天。
掌印太监之下是秉笔太监，虽是司礼监二三号人物，但权势同样不容小觑。因为他掌握着一个令人闻风丧胆的机构——东厂。
东厂于永乐十八年（1420）设在北京东安门北，亦即现在北京市东仓胡同。
它与锦衣卫共同组成了明代的特务机构。这一机构就是皇家御养的一头庞然怪兽，其凶狠的目光日夜窥探着上至王公大臣，下至黎民百姓的一举一动，其踪迹难觅又无孔不入，形成了当时令全国上下毛骨悚然的特务统治。
此外，宦官对国家经济生活干预的程度之深也是史无前例的。其中，受害较大的应该要算当时的海外贸易。
洪武年间，海外贸易的管理主要由市舶司负责。
永乐元年（1403），命内臣齐喜提督广东市舶，开创明代宦官掌管海外贸易的先例。这也与宋元时期的管理制度大相径庭，管理体制为之一变。
此后，越来越多的宦官被差遣到外贸港口城市管理市舶事务。这些市舶太监作为皇帝特使空降到地方，个个都是爷啊。
他们监临海关，直接领导海外贸易，侵夺了市舶提举司原有的职权，改变了明初贸易管理的体制。
其选任多用太监，也有少监、监丞等，太监为正四品，少监从四品，监丞正五品，官位高于从五品的市舶司提举。
既然官品更高，其独立的公署——市舶府的规模也当然远远大于市舶司衙门。
顺理成章的，市舶府实际上与市舶司形成上下级隶属关系，取代了市舶司作为贡舶贸易主管机构的地位与职能，市舶提举官吏只不过是徒有虚名而已。
市舶太监倚仗着皇帝的权威，贪污受贿，欺辱官员，鱼肉百姓，无恶不作。广东市舶太监韦眷就是这么一副德性。
成化二十一年（1485），广东番禺海商黄肆、王凯父子招集夷商，交结中官韦眷出海走私。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知县高瑶很快获得情报，遣人搜出大量走私货物，并呈报布政使陈选。
陈选不畏权贵，顶住重重压力将案件上奏朝廷。
都察院（相当于现在的最高法院加上最高检察院）的处理公文很快就下来了，要求巡抚宋旻彻查此案。
看来毕竟还有王法在，百姓皆拍手称快。
岂料，宋旻虽贵为封疆大吏，却胆小如鼠，害怕受宠的韦眷，不敢诘问，案情就这么拖着。
久拖不决必生变，韦眷乘机反咬一口，诬奏高瑶、陈选朋比为奸，真是贼喊捉贼。
如此一来，原告竟成了被告。那么，最终的裁决是怎样的呢？
结果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高瑶、陈选被逮捕，解送京城。解押出城的一路上，数万官民含泪相送，场面十分悲凉！
更令人痛惜的是，陈选为此愤懑成疾，卒于途中，直到弘治元年（1488）才得以平反；而高瑶最后也被充军。
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宦官介入到国家政治生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并不小。令人奇怪的是，最高统治者偏偏就听之任之。
现在，我们先来探讨，当时朱棣为什么非要一意孤行，重用宦官呢？
大家可能很快就会想起，不少宦官在靖难之役中立了大功，郑和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
朱棣重用这些有功之人当然顺理成章，可是也不可能因为个别宦官的功劳而扩展到起用整个宦官集团吧。
可能也会有人说，朱棣得位不正，欲用宦官作为工具来钳制天下。
不过，这似乎也经不起推敲。
朱棣贵为一国之君，富有天下，何患无才可用，为什么非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违反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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