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北朝一获得政权，在政体上就走出了士族统治。前面说了，北朝是以本族或士族武装为统治核心的，北朝没有走出的只是士族在经济上的统治地位。当然北朝也大量用士族做官。这原因出自北朝儒学的新发展。下一章讲。
在北朝没有走出庄园经济之前，就已实行对士族内松外严的管理方法，使北朝的庄园经济得到恢复，使长期战乱分裂的北朝，在经济上恢复了活力，人口也得到增长。当然北朝也有不足。皇权没有挟制，也有很大不足。
随着农业技术和科技的快速发展，尤其是“灌钢”技术划时代的发展，到了北朝初期，锋刃的镰刀可以大规模生产，进而用于农业生产。这样，以家庭生产的小农经济模式可以获得“剩余价值”。
从此，中小地主可以获得比较稳定，比较高的粮食产量，他们也可上缴更多的赋税。北魏这才开始扶持自耕农和小地主，实行均田制，建立小农经济式的社会。
北朝由本族强大的军事实力做后盾，展开了均田制的建设。不管是士族本人，还是他的食客、佃户，甚至奴隶，都可获得农田。从此很多农民摆脱了豪强大族控制。士族庄园经济垄断被打破。需要注意的是，士族庄园在生产中的地位慢慢的不再占主动，但庄园经济没有消亡。
由此可见，北朝实行“均田制”更重要的原因是为了增加赋税，而并不是为了消灭士族。因为北朝法律严苛（这是不好的），士族不太危害社会。在北朝，即使是最大的士族“五姓七家”，也只能享受南朝寒士在政体中的地位。南朝的大士族子弟一起步可就是三品高官。
士族庄园经济统治在北朝被动摇，而且小农经济获得了极大地发展，这一点可以从两件事上证明。第一，北齐编写《齐民要术》，又是一本针对小农经济的农书。而在这之前，占主要地位的农书《四民月令》是一部针对庄园农业生产管理的书。
第二，隋末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种以普通农民为主体的农民起义，先不说起义首领来自农民，即使是中低层军官也几乎全部来自农民。这一现象，在三国初黄巾起义后，就几乎没有再出现过。虽然西晋末有流民起义，东晋末有孙恩、卢循大起义。但这些起义，不仅首领都是受到排挤的寒士大庄园主，而且中低层军官也大多是寒士，由破落的寒士带领他们的部曲组成起义的核心。所以，隋朝末农民大起义，标志着小农经济已占有主要位置。
由于，唐末的庄园经济还占有一定地位，所以加藤繁认为，直到唐末庄园经济还很重要。笔者认为，他这个说法缺乏根据，不能拿一个帝国末期的经济情况，来覆盖整个帝国时期。我们知道，唐末又出现分裂迹象，粮食生产对于军阀来说生死攸关，由此产生一定的管制农业。农业再次倾向士族，这很正常。土地在帝国末期再次加剧兼并，即使在明清末年也曾经出现过。不能由此认为，明清整个时期的农业情况都是这样的。
农民能摆脱豪强士族的控制，首先的原因不是“均田制”，而是农业科技的发展。这其中“灌钢”技术的成熟是重要的标志性科技事件。锋利的铁农具可以批量生产，价格大大降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话一点不假。
可是，如何发展科技？我认为，在特定情况下，有需求才会有科技的发展。由于农具的简陋，士族要把大量的精力用在调配生产上，所以寻找最佳的炼铁方法，成为他们的当务之急。从东汉士族社会建立起，他们成为‘炼钢’的主力。各种炼钢技术快速涌现，快速通过从“块炼法”到“百炼钢”，到“炒钢法”，到“灌钢法”的历程。西方（包括埃及）比中国早进入农耕时代，他们早早掌握粗糙的‘块炼铁’技术。魏晋南北朝三百年的发展，到北魏中国炼钢术超越西方尽千年。中国士族只重视粮食生产。而西方由于地利原因，生产更多样。
东晋送倭国一把宝刀，为百炼钢法制造。这种造钢法，费时太长。曹操曾为自己打造五把宝刀，五把刀同时打造，竟然用了三年时间才完成。所以价格昂贵，小地主、自耕农买不起。
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麦收还需要“抢收”。因为，麦子熟时已进入雨季，小农经济下没有足够数量的锋利镰刀。即使家中有十多个劳动力，也可能眼睁睁的看着一年的辛苦泡了汤。
中国成熟的“灌钢法”领先西方近千年，到了唐朝灌钢技术更上一层楼。可是唐朝名将高仙芝竟想靠三万军队，行军数千里灭掉正值鼎盛时期的阿拉伯帝国。结果，近三万中原军成了俘虏留在阿拉伯。先进的灌钢法流入阿拉伯帝国，帝国从此雄起，打得东罗马帝国称臣纳贡。又占领整个北非，还从北非拿下了西班牙。至此技术流入欧洲。
当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高度时，中国有了进入小农经济的必备条件。北朝政体中士族没有军事力量，使北朝比较顺利的向小农经济发展。
可是，南朝虽然也想效仿“均田制”，但因士族的反对，总是无法开展，或半途而废。因为南朝士族太强了。
最后，北朝率先走出士族统治经济，人口大量增多，产量大幅提高，国库充盈。北朝最后人口三千多万，而南朝人口不上千万，北朝靠实力统一的南朝。
南朝在新科技到来之际，没有走出士族社会，产生了一个悲催的现象，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士族的衰弱。按说科技发展了，士族不用再去辛苦的调配、组织农业活动，应该有更多的时间学习文化，他们应该更强大。
事实恰恰相反，正是农业科技的发展，士族的食客、佃户、部曲不用士族们的调配、组织，就能更好的完成农业的生产。大士族不再需要努力学习生产技术，可以坐享其成。大士族经济地位更稳定，他们失去学习的动力。他们不看农书，不思进取，**声色，穷奢极欲，他们成了社会正真的寄生虫。岂能不衰弱。
我们反过来看看士族的崛起。在士族崛起时，他们必须努力学习调配工具，组织人员，还要学习农业知识。这其中最著名的农书是《四民月令》，叙述田庄从正月到十二月的各种农业活动。举一个例子，盖高楼大厦的工地上，我们往往能一眼看到上千个农民工，可是没有那四五个技术员，一套楼也盖不起来。士族就是庄园生产中的技术员。由于当时农业生产方式落后，农业工具落后，士族在庄园生产中的作用巨大，可不只是一个监督作用。
这个时代，士族是最勤奋学习的群体，最有“管人”经验的群体，他们岂能不崛起。可见，当新技术到来之后，还沿用旧的生产制度，将产生更大的危害。
当农业进入现代化后，印度还维持小农经济，粮食丰盈，医术提高，人却闲着没事干，可能是人口暴增的主因。唯一的改变方法是，进入现代化的农业，使人脱离土地，流动起来。流动的社会人口增长都不快。最后需要指出的事，北朝并没有完全走出士族社会,但为走出庄园经济指明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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