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论：隋朝之后，儒学从再次确定“性本善”为起点，依次推理出格物致知，致良知，知行合一。讲，人的本性是全面的善德，要把善德的本性全部挖掘出来（穷理尽性）。明确这些善德（致良知），最终人的行为不能脱离人的善德（知行合一）。
儒学从天命和道中脱离出来，主流研究‘人’，确切的说主要研究“德”，是具有划时代的进步。而这一改变是北朝儒学的功劳，南朝儒学只起到理论上的补充作用。没有南朝那两本书，隋唐两朝儒学就不能发展了吗。自欺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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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首先要阐明，儒学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它的核心是什么。儒学的核心不是推行道德，而是‘学以致用’。
在前期三圣孔子、孟子、荀子时代，儒学的核心功能是治国、行政，这一功能一直沿续到南北朝末年。因为，这一时期儒学的对象针对的先是世袭士族，后是不世袭士族。他们的目标就是做官，或管理“人”。魏晋南北朝不世袭士族，很多人在家中就要管理上万人，可以说他们一起步就比县令管的人多，所以他们学习儒学治理国家或家族。
孔子《论语》有一则很出名的典故。孔子东游路过卫国一地，感叹：这里的人真多啊！弟子就问他该如何治理，孔子说：“使其变富（富之）；弟子再问：富裕之后再如何治理？孔子说：教育他们（教之）。这则典故说明，儒学在孔子时代更多的是一种治国方法。
儒学的核心是“经学致用”，孔子也教授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孔子的理论到了“仁”就到了尽头，不再讲更高深的东西。像什么天呀、命呀，孔子是不讲的。不是他认为这些东西不重要，也是孔子知道自己搞不懂。孔子精通周易，而从不卜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代表了孔子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即朴素的实事求是观点。不强行为儒学立根立命，只研究儒学的实用性。
不要小看这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一切唯心学说是不能提这个观点的。世界是上帝创造的，哪有上帝不知道的事。
孟子虽然提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孟子虽然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提到“天”和“命”，但是他也没有研究天命，只是说认识心性则知天，修身则立命。他的理论核心还是指向人的自体。
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也是表明孟子更看重的现实社会中的人。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孟子的思想是以人在现实社会中安身立命为核心。人能安身立命，国家就会繁荣昌盛！所以说：“民为贵，社稷次之。”
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注意最后一句‘天下可运于掌’。这句流传千古的名言的落脚点在这里，真是令人诧异。在那个‘王霸’时代，天下‘不’可运于掌！这句话也说明儒术开始更侧重治国方法。可是太理想化了。不可实现。
孔子重点研究如何做事，孟子重点研究如何做人。所以到孟子时候儒学才完成了一个较完善的体系，形成了儒学。
如果说孔孟还是回避天，那么荀子就是直接否定天。荀子认为，自然界和人类各有自己的规律和职分，天道不能干预人道，天归天，人归人。故言“天人相分”，不言合，治乱吉凶，在人而不在天，并且天人各有不同的职能。如“天能生物，不能辨物；地能载人，不能治人”（《论语》）。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荀子·天论》）
儒学是讲“经学致用”的，而且在两千年的儒学发展中，“经学致用”一直是儒学发展的一条暗线。
可见，孔子、孟子、荀子都是不讲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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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语：在北朝，士族失去直接做官的特权，以讲究“自身修为”为前提，使儒学进入研究“德”的时代，开启了儒学的新篇章。所以，那以后儒学的主流不再研究天道，而是研究“人”，更确切的就是研究“德”。才向‘处事能力’上发展。重要文献证明是《颜氏家训》。
因为北朝儒学更加强调了“学以致用”之后，儒学加重了它“积极入世”的思潮。过犹不及，其缺点是过于“功利”，“德”的培养成为教育中的重中之重。
从这一点上看，后来一千多年儒学的发展路线就非常清晰了。
隋朝之后，儒学从再次确定“性本善”为起点，依次推理出格物致知，致良知，知行合一。讲，人的本性是全面的善德，要把善德的本性全部挖掘出来（穷理尽性）。明确这些善德（致良知），最终人的行为不能脱离人的善德（知行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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