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2月23日晚九点，浙东的冬夜还带着料峭寒意，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公安分局南站广场派出所的值班室里，老式挂钟的钟摆刚划过整点，一阵尖锐急促的电话铃声就刺破了值班室的宁静。值班民警老陈刚端起搪瓷缸喝了口热茶，手一抖，温热的茶水溅在褪了色的警服袖口上，留下一圈浅渍。
“喂喂，警察吗？你们快来！农业局招待所，这里死人了！被砸死的！”电话那头的声音带着难以抑制的颤抖，像是看到了极为恐怖的景象，每一个字都裹着寒意。老陈瞬间绷紧了神经，抓起桌上的对讲机就喊：“南站广场所紧急出警！农业局招待所发生命案，全体值班人员立即集合！”
警笛声在夜晚的街道上呼啸而过，五分钟后，三辆警车停在了农业局招待所门口。此时的招待所门口已经围了几个神色慌张的工作人员，看到警车到来，负责接待的老张连忙迎上来，脸色惨白：“警察同志，在二楼203房，我……我们也是刚发现，味道太大了……”
老陈带着三名民警戴上手套和鞋套，跟着老张往二楼走去。楼道里还残留着淡淡的煤烟味，混合着一股若有若无的腥臭味，越靠近203房，那股腥臭味就越发浓烈。老张掏出钥匙哆哆嗦嗦地打开房门，一股浓重的血腥味扑面而来，即使见惯了场面的老陈也不禁皱紧了眉头。
房间里光线昏暗，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只有走廊的灯光从门口漏进来。在靠近靠窗桌子的位置，一名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面朝下倒在地上，身下的血泊已经凝固成暗褐色，边缘还带着干涸的痕迹。老陈打了个手势，一名民警立刻打开了房间的电灯开关。暖黄色的灯光照亮房间的瞬间，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男子的后脑勺有一个不规则的大洞，伤口边缘狰狞，暗红色的血迹溅满了附近的地面和桌腿。
“小王，保护现场，立即联系技术科！”老陈沉声吩咐道，目光在房间里仔细扫视。在距离尸体三米远的墙角，一个黑色的哑铃静静躺在那里，哑铃的金属表面沾满了暗红色的血迹，上面还附着些许灰白色的脑组织。老陈蹲下身，借着灯光观察哑铃，掂量了一下重量：“差不多八斤重，这力度，可不是一般人能有的。”
技术科的人员很快赶到，经过初步勘查，法医在尸体旁蹲下身，用镊子拨开伤口周围的头发，仔细检查后对老陈说：“陈队，致命伤就是后脑勺这处钝器伤，颅骨粉碎性骨折，脑组织损伤严重。从伤口形态和哑铃的受力痕迹来看，凶手应该是从死者身后较远距离发力，将哑铃精准砸向死者头部，一击重创，后续可能还有补击，但致命伤就是第一下。”
“八斤重的哑铃，能扔得这么远还这么精准？”旁边的年轻民警小李忍不住问道。老陈站起身，看着窗外漆黑的夜空，眉头紧锁：“要么是常年从事体力劳动的，要么是有特殊训练背景的。查！立即调取招待所的住宿登记记录，询问所有工作人员和住客，尤其是近期入住又没退房的人。”
这个能用八斤哑铃当凶器的凶手，究竟是谁？他和死者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要下如此狠手？这起看似突发的命案，背后藏着的，是一个武术爱好者从逐梦少年到亡命之徒的沉沦之路，故事的开端，要从三十五年前说起。
1960年的春天，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鳌江镇的一个小渔村里，李国平出生了。那是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村里的人大多靠种地和捕鱼为生，李国平的父母也是地道的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虽然家里穷得叮当响，但父母对这个独生子却格外疼爱，总想着把最好的都给他。
鳌江镇靠江近海，李国平的父亲除了种地，每天天不亮就会划着小舢板下河摸鱼，运气好的时候能捕到几条大一点的鲤鱼或鲫鱼，他就会用稻草串着，步行五公里走到镇上的集市去卖。卖鱼的钱舍不得花，全攒着买些肥肉和水果糖带回家，肥肉炼油炒菜，水果糖则小心翼翼地揣在怀里，分给李国平吃。每次看到儿子含着糖露出满足的笑容，父亲疲惫的脸上就会泛起欣慰的皱纹。
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一辈子和泥土打交道，最大的心愿就是李国平能好好读书，将来考上大学，在大城市找份体面的工作，不用再像他们一样靠天吃饭。李国平小时候也懂事，看着父母辛苦的模样，总在心里暗下决心要好好读书报答他们。可他天生好动，像是有使不完的力气，坐在教室里根本静不下心来。
小学时，李国平的成绩还能勉强跟上，到了初中，情况就彻底失控了。上课时，他要么偷偷在下面摆弄石子，要么盯着窗外的麻雀发呆，老师讲的内容一句也听不进去，作业更是从来没按时完成过。期末考试时，他的成绩次次都是班级倒数，班主任找了他父母好几次，无奈地说：“这孩子脑子不笨，就是坐不住，你们看看是不是换个方式培养？或许他不是读书的料。”
父母看着儿子作业本上的红叉，急得睡不着觉。一天晚上，父亲蹲在门槛上抽着旱烟，母亲坐在旁边缝补衣服，两人沉默了许久，父亲才开口：“镇上有个武术学校，听说教得不错，要不送他去学武？好歹能学门手艺，将来也能防身，总比在学校混日子强。”母亲犹豫了一下，叹了口气：“也只能这样了，希望他能懂事点。”
当父母把这个决定告诉李国平时，他高兴得一蹦三尺高，抱着父亲的脖子大喊：“我要当武林大师！以后谁也不敢欺负咱们家！”第二天，他就迫不及待地跟小伙伴们炫耀：“我要去学武术了，将来练成本领，保护你们！”那时候的他，眼里闪烁着对未来的憧憬，怎么也不会想到，这门他热爱的手艺，将来会成为夺走他人性命的凶器。
进入武术学校后，李国平像是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天地。他的身体素质本就比同龄孩子好，加上肯下苦功，教练教的招式他一学就会，而且总能超额完成训练任务。每天天还没亮，他就起床绕着操场跑十圈，然后练习扎马步，一扎就是一个小时，汗水浸湿了练功服，他也不喊累。
在所有训练项目中，李国平最擅长的就是臂力训练。教练要求每天做五十个俯卧撑，他非要做一百个，晚上回到宿舍，别的同学都在休息，他还会对着墙做俯卧撑，直到双臂酸痛得抬不起来才罢休。久而久之，他的双臂变得格外粗壮，肌肉线条清晰可见。宿舍里的热水需要去锅炉房打，别的同学一次只能拎两个保温壶，他一只手就能拎起三个，面不改色地走上三楼，引得同学们纷纷侧目。
六年的武术学习，让李国平系统掌握了长拳、南拳等多种传统武术技法，还练就了一身结实的肌肉，整个人看起来干练又精神。毕业那天，教练拍着他的肩膀说：“国平，你是我教过最有天赋的学生，好好利用这门手艺，将来肯定有出息。”那时候的李国平，对未来充满了期待，他以为凭着这身功夫，一定能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毕业回家后，在村里人的介绍下，李国平认识了同村的女孩陈秀莲。陈秀莲文静秀气，说话轻声细语，李国平对她一见倾心，主动展开追求。陈秀莲觉得李国平身材高大，为人正直，加上他是武术学校毕业的，有门手艺，便答应了他的追求。没过多久，两人就举办了简单的婚礼，婚房是父母攒钱盖的两间土房，虽然简陋，但充满了温馨。
婚后第二年，陈秀莲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李国平给儿子取名李军。抱着襁褓中粉嫩的儿子，李国平心里充满了幸福感，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努力赚钱，让老婆孩子过上好日子。可现实很快给了他一记重拳——他空有一身武术功夫，却不知道该怎么赚钱。
李国平的性格本就有些冲动，结婚后柴米油盐的琐事让他越发暴躁。陈秀莲没有工作，家里的开销全靠李国平打零工维持，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每当看到邻居家的男人给老婆买新衣服、给孩子买零食时，陈秀莲就会忍不住抱怨：“你看看人家男人多有本事，再看看你，这个月的米钱都快凑不齐了，孩子的奶粉也快没了。”
每次听到妻子的抱怨，李国平就觉得心烦意乱，他也想赚钱，可他没读过多少书，除了武术什么也不会。他去工地上搬过砖，去码头扛过货，可这些体力活不仅累，赚的钱也少，根本不够家里的开销。看着妻子日渐憔悴的脸和儿子渴望的眼神，李国平心里像被针扎一样疼，他开始琢磨着做些来钱快的生意。
1984年，24岁的李国平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听村里的一个混混说走私能赚大钱。被钱逼疯了的他，根本没考虑走私是违法行为，当即决定铤而走险。为了躲避检查，他通过黑市花五百块钱办了一张假身份证，化名“李强”，和那个混混合伙做起了走私手表的生意。
刚开始的时候，他们靠着半夜偷偷运输，赚了几千块钱。李国平拿着钱回家，给妻子买了新衣服，给儿子买了进口奶粉，陈秀莲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可好景不长，就在他们第三次走私的时候，被边防警察抓了个正着。走私的手表被没收，李国平也被拘留了十五天，罚款三千块钱。
从拘留所出来后，李国平变得更加颓废。他不甘心就此失败，又向亲戚朋友借了几万块钱，开了一家服装店。可他根本不懂经营，不知道怎么进货，也不知道怎么招揽顾客，店里的衣服款式老旧，价格又高，开业三个月，一件衣服都没卖出去几件。无奈之下，他只能把服装店转让出去，不仅没赚钱，还亏了一万多块钱。
后来，他又听说开餐饮店赚钱，便又借钱开了一家小饭馆。可他没学过厨艺，做的菜味道一般，加上卫生条件不好，顾客越来越少，不到半年就倒闭了。接二连三的失败，让李国平欠下了三万多块钱的外债，那些债主每天上门催债，要么拍桌子骂人，要么威胁要搬走家里的东西，家里的气氛变得越来越压抑。
陈秀莲每天以泪洗面，抱怨声越来越多，两人的争吵也越来越频繁。有一次，因为李国平没钱给儿子买学费，陈秀莲哭着说：“我当初真是瞎了眼才嫁给你，跟着你没享过一天福，还天天被人追债，这日子没法过了！”这句话像一把尖刀，刺中了李国平的心脏。他看着镜子里憔悴不堪的自己，又想起债主凶恶的嘴脸，一个邪恶的念头在他心里慢慢滋生。既然靠正当途径赚不到钱，那就用极端的方式。
1994年3月下旬，李国平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对陈秀莲说：“我去福建找点生意做，赚了钱就回来，你好好照顾儿子。”陈秀莲以为他真的要去做生意，叮嘱道：“外面注意安全，别再干违法的事了。”李国平敷衍地点点头，转身离开了家。他不知道，这一去，就彻底走上了不归路。
李国平买了一张去福建石狮的硬座火车票，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终于到达了石狮的一个小镇。这个小镇靠着海边，外来人口很多，鱼龙混杂，正是他认为“适合”作案的地方。安顿下来后，他首先去镇上的一家体育用品店，花八十块钱买了一只八斤重的铸铁哑铃，用一块黑布包好，放进了随身携带的黑色手提包里。他之所以选择哑铃作为凶器，一是因为他臂力惊人，能轻松操控这个重量的哑铃；二是因为哑铃体积小，方便携带，不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
随后，他住进了镇上一家中档的招待所。那时候的酒店数量很少，大部分出差或者外出务工的人都会选择住招待所。这家招待所的条件一般，房间里摆着两张单人床，没有独立卫生间，洗漱需要去走廊尽头的公共水房，而且没有单间，所有住客都需要和陌生人合住。李国平选了一个靠里的房间，放下行李后，就开始观察进出招待所的人，寻找下手的目标。
第一天，房间里只有他一个人；第二天，另一张床上依然空空如也。李国平心里有些烦躁，每天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一直在琢磨着怎么寻找目标。直到第四天下午，一个二十多岁的男青年提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走进了房间，打破了房间的宁静。
这个男青年穿着一身笔挺的中山装，脚上穿着一双崭新的皮鞋，公文包看起来沉甸甸的，说话带着明显的北方口音。李国平见状，立刻热情地起身打招呼：“兄弟，你也是来这边办事的？听你口音，不像是南方人啊。”
男青年愣了一下，随即笑了笑：“是啊，我从山东来的，我们公司在这边有个项目，领导让我来洽谈合作事宜。”两人就这样聊了起来，通过交谈，李国平得知男青年叫王磊，是一家建材公司的业务员。从王磊的谈吐和穿着来看，李国平判断他身上肯定带了不少钱，心里暗暗想道：“就是他了，这趟肯定能赚不少。”
当天晚上，两人聊到十一点多，王磊因为旅途劳累，很快就睡着了，发出了均匀的呼吸声。李国平躺在床上，眼睛睁得大大的，盯着天花板，耳朵仔细听着王磊的动静。过了大约一个小时，他确认王磊已经睡得很沉了，便慢慢坐起身，借着窗外透进来的微弱月光，蹑手蹑脚地从手提包里拿出那个八斤重的哑铃。
哑铃冰冷的触感传到手上，李国平的心脏狂跳不止，手心全是冷汗。他深吸一口气，屏住呼吸，慢慢走到王磊的床边，双手举起哑铃，对准王磊的后脑勺，猛地砸了下去。“砰”的一声闷响，王磊的身体抽搐了一下，就再也没了动静。李国平又怕他没死透，又接连砸了两下，直到看到王磊的后脑勺流出鲜血，才停下手来。
看着床上脑浆和鲜血混合在一起的景象，李国平吓得浑身发抖，黄豆大的汗珠顺着脸颊往下流。他愣在原地，足足过了十分钟，才缓过神来。他颤抖着双手，翻开王磊的公文包和行李箱，在里面找到了四千三百块钱现金，还有一块手表。他把钱和手表放进自己的口袋，然后用被子盖住王磊的尸体，试图掩盖痕迹。
做完这一切后，李国平坐在自己的床上，一夜没合眼。直到天蒙蒙亮，他才起身收拾好行李，悄悄走出了招待所。他不敢坐火车，也不敢坐汽车，一路步行到了邻镇，才买了一张回浙江的火车票。回到家后，他把大部分钱交给了陈秀莲，谎称是做生意赚的，只留下了几百块钱作为自己的生活费。
这笔钱让李国平还清了所有外债，家里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陈秀莲对他的态度也好了很多。可李国平心里清楚，这笔钱是用一条人命换来的，他每天都活在恐惧中，晚上经常做噩梦，梦见王磊的鬼魂来找他索命。可没过多久，当钱快花完的时候，那种对金钱的渴望又战胜了恐惧，他决定再次作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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