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连串的问题抛出来，确实个个都打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关节上。这也是刘永好之前跟他谈不拢的关键。
我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徐厂长，红旗厂现在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是设备老化？是任务不饱满？还是明明有技术有能力，却受限于体制，有力使不出，眼看着厂子半饥半饱，工人们干劲受挫？”
徐有福脸色微变，手指在桌面上敲了敲，没说话。这沉默本身就是答案。
“我的合作方案，或许能帮红旗厂解开一些束缚。”我诚恳地说，“我们不需要红旗厂改变国营性质，不需要你们纳入星火厂的编制。我们可以签订长期的《定点配套协作协议》。”
“协议？”徐有福皱眉，“这能行？”
“为什么不行？”我分析道，“协议规定，星火厂作为主机厂，根据生产计划，定期向红旗厂下达具体零配件的生产订单，明确规格、数量、质量要求、交货时间。红旗厂利用自身产能和计划内的部分边角料、工时，组织生产。产品由星火厂按协议价格收购。”
“这依然是计划外的……”徐有福迟疑。
“但这是为了支援重点农机产品的发展，是为了满足农业生产急需。”我强调这一点，“我们可以把协议副本，同时报送省农机局、市工业局备案说明。把这件事，提到‘工农结合、支援农业机械化’的政治高度。只要我们的拖拉机确确实实是受欢迎的，是能促进农业生产的，上级领导大概率会默许，甚至乐见其成。这叫‘新生事物’，在合理范围内，是有灵活处理空间的。”
徐有福目光灼灼地看着我：“价格呢？利润呢？”
“价格，基于合理的成本核算加上适当的利润。保证红旗厂有合理的收益，能改善职工福利，能积累资金进行设备更新。”我说得坦荡，“具体数字，我们可以派财务和技术人员一起核算，公开透明。星火厂要的是长期稳定的优质伙伴，不是占一时的便宜。只有你们都发展好了，星火厂的基础才牢固。”
这个理念，在1965年听起来有些“理想化”，但恰恰是这种着眼于长远共生、而非短期榨取的态度，最能打动徐有福这种技术出身、看重实干的老人。
他再次陷入沉默，手指无意识地转动着那支铅笔。我能感觉到他内心的挣扎。旧有观念的桎梏，对不确定性的担忧，与对改变现状、让厂子焕发生机的渴望，正在激烈交锋。
“徐厂长，”我决定再加一把火，“除了订单和合理的利润，星火厂还可以提供技术支持。”
“技术支持？”他抬起头。
“对。”我点头，“我们知道红旗厂老师傅手艺好，但设备老旧，一些新工艺、新材料的应用可能受限。星火厂可以和红旗厂建立技术交流机制。我们可以共享一部分非核心的图纸、工艺文件；我们的技术员可以过来，和你们的老师傅一起攻关一些技术难题；甚至，未来如果我们从国外引进一些资料或技术，也可以有限度地分享。目的只有一个，提升配套件的整体质量水平。”
“另外，”我补充道，抛出另一个诱饵，“红旗厂在农机维修方面经验丰富，接触的农机种类多。未来，星火厂计划在全省建立维修服务网络。红旗厂可以成为这个网络在太原地区的核心服务站，不仅负责星火拖拉机的维修，还可以利用现有资源，承接其他农机的维修业务，甚至培训维修人员。这又是一块稳定的收入来源。”
“维修网络……核心站……”徐有福喃喃重复，眼神里的光芒越来越盛。对于一个修配厂起家的厂长来说，这块业务太有吸引力了。这意味着红旗厂可以从单纯的“加工点”，升级为拥有区域服务功能的“战略伙伴”。
办公室里的空气仿佛都凝滞了。只有窗外隐约传来的敲击声。
良久，徐有福长长地吐出一口气，身体向后靠在椅背上，看着我的眼神彻底变了，不再是审视和疏离，而是一种复杂的、带着探究和感慨的神色。
“韩浩同志，”他缓缓开口，第一次用上了“同志”这个称呼，“你这些想法……很大胆，也很……新鲜。我老徐在厂子里干了三十年，见过不少领导，谈过不少事，像你这样谈合作的，是头一个。”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看着外面有些寂寥的厂区，背影显得有些佝偻。
“不瞒你说，厂里这几年，是有些暮气沉沉了。设备是老伙计，人也是老伙计，技术……说不上落后，可也看不到往前奔的劲头。工人们有手艺，想干点漂亮的活，可总有力使不上的感觉。”他转过身，脸上露出一丝苦笑，“你刚才说的那些困难，句句说在我心坎上。”
“所以，”他走回桌前，目光变得坚定，“你这个合作，我原则上同意！具体条款，我们可以细谈。但是——”
他话锋一转：“空口无凭。你们星火厂的拖拉机，到底是不是像你说的那么好？我得亲眼看看，亲手摸摸。还有，你刚才说的技术支持、维修网络，也得有实实在在的章程。”
我心中大定，知道最难的一关已经过了。
“没问题！”我也站起身，“我们的样车就在工业园，徐厂长随时可以带技术骨干过去参观、试驾。技术交流和维修网络的初步方案，我们一周内可以拿出草案。至于第一批合作的产品……”
我和王大山对视一眼，王大山立刻接上：“徐厂长，您看‘转向传动总成’这套件怎么样？技术含量适中，但加工精度要求高，正好发挥咱们厂老师傅手艺好的优势。我们提供全套图纸和技术要求。”
徐有福略一思索，点头：“行！就拿这套件当试金石！我们组织最好的班底来做。做得好，后续合作顺理成章；做得不好，我老徐也没脸再谈什么合作！”
“一言为定！”
从红旗厂出来，已是中午。徐有福甚至挽留我们吃了顿食堂午饭——白菜粉条里多了几片难得的五花肉，算是很高的招待规格了。饭桌上，气氛融洽了许多，徐有福甚至主动问起星火-50的一些技术细节。
回去的路上，依旧是那辆颠簸的拖拉机。王大山显得很兴奋：“韩组长，真有你的！老徐那块硬骨头，就这么让你给啃下来了？我看他最后那态度，是真动心了！”
“不是我有本事，是我们给出的方案，真正打动了他们。”我看着路旁返青的麦田，心情舒畅，“他们缺的不是傲气，是希望，是实实在在的发展路径。我们给了他们订单，给了利润，还给了技术提升和业务拓展的可能性。只要是对厂子、对工人好的事，再‘硬’的骨头，也会软下来。”
“是啊，”王大山感慨，“要是真能按你说的，把红旗厂这样的技术厂都拉进来，咱们的零配件供应，可就稳当了！”
“红旗厂是第一站，也是标杆。”我说，“接下来几天，我们要跑的厂子还很多，情况各有不同。有的可能像红旗厂一样，技术好但观念旧；有的可能设备差但积极性高；有的可能规模小，只能做单一部件。我们的策略也要灵活调整。”
按照计划，接下来的三天，我和王大山马不停蹄，跑了分布在太原、晋中、忻州等地的七家小型农机相关企业。
有县农机修造厂，设备简陋，但厂长年轻，有冲劲，听到能加入星火协作体系，眼睛放光，恨不得立刻把全厂家当都搬过来。
有街道五金厂，主要生产扳手、榔头等工具，厂长是个精明的老师傅，对成本极其敏感，掰着指头跟我算每一分钱的物料和工时，谈判过程像是一场拉锯战，最终用“包销”和“预付30%货款”的条件打动了他。
有公社农具社，其实就是个稍大点的铁匠铺，但老铁匠手艺精湛，能手工锻打出形状复杂的非标件。老铁匠话不多，但听到我说“要把传统手艺用在现代农机上，让它焕发新生命”时，浑浊的眼睛里闪动着光，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膀。
也有一家原来做马车轴承的小厂，濒临倒闭，工人已经三个月没发全工资了。厂长是个老实巴交的中年人，听到我们的来意，几乎要落下泪来，握着我的手不停说“救命的活菩萨来了”。我心情有些沉重，和他详细谈了转产拖拉机专用轴承的可能性，承诺派技术员驻厂指导改造工艺。
每一家的情况都不一样，面临的困难各异，但渴望改变、渴望发展的心是相通的。我的谈判策略也因人而异：对技术型的，多谈技术合作和前景；对生存型的，先保证订单和现金流；对传统手艺型的，则给予足够的尊重和发挥空间。
三天跑下来，收获远超预期。初步达成合作意向的，有九家。涵盖铸造、锻造、机加工、热处理、标准件、橡胶件等多个环节。一张以星火工业园为核心的、初具雏形的农机零配件协作网络，正在这片土地上慢慢织就。
回到工业园的晚上，我和王大山都累得几乎散架。但精神却极度亢奋。刘永好听了我们的汇报，也是激动不已。
“太好了！这下咱们的供应链，至少有了个基本盘！”他搓着手，“接下来，就是怎么落实了。技术标准、质量验收、生产调度、资金结算……千头万绪啊！”
“饭要一口一口吃。”我虽然疲惫，但思路清晰，“眼下最急的，是把这些意向落实成正式的协议，并尽快启动第一批协作件的试生产。同时，咱们工业园内部的零配件车间建设，也必须立刻提上日程。有些核心件、精密件，还有涉及到新工艺探索的，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
“对！”王大山赞同，“比如液压阀块、精密齿轮这些，外面小厂目前做不了，也不放心让他们做。”
“零配件车间的规划，王工，还得你多费心。”我对王大山说，“选址就在总装车间西侧那片空地，和科研楼形成呼应。先建一个两千平米的厂房，重点布局精密加工和热处理线。设备……咱们得想办法淘换，也要考虑自制一些专用设备。”
“我明天就带人开始测量规划！”王大山干劲十足。
就在这时，李明敲门进来了，脸上带着一丝困惑和兴奋交织的奇怪表情。
“韩组长，刘厂长，王工，你们都在。”他手里拿着个小本子，“我按照您的吩咐，这几天一边筹备科研楼的地质勘查和初步设计，一边也在琢磨您说的那个‘技术支援小组’和统一标准的事。我列了个初步的章程草案，还有……还有个情况，得跟你们汇报一下。”
“什么情况？”我问。
“就是……”李明挠挠头，“不知道谁把咱们要整合零配件厂、建立协作网络的消息给传出去了。结果，从今天下午开始，陆陆续续有好几个厂的厂长或者代表，自己找上门来了！”
“找上门？”我们都一愣。
“对！不是咱们去谈过的那几家。是另外几家，听说了风声，主动找过来的！”李明翻开小本子，“有榆次的一家弹簧厂，厂长亲自来的，说他们能做各种板簧、卷簧，拖拉机上的悬挂弹簧、离合器弹簧都能做，质量绝对过硬。”
“还有阳泉的一家小铸造厂，专门做耐磨铸铁的，说他们的材质做缸套、活塞环特别好，想请咱们给个机会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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