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远抗战的胜利，像一股强劲的暖流，瞬间传遍了冰冷、压抑的中国。傅作义，一夜之间，成了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
这场胜利，极大-地刺激了两个人。
第一个，是被刺激得恼羞成怒的，日本人。他们精心策划的“绥远阴谋”彻底破产，这使得日本军部内部，强硬派的声音开始彻底压倒温和派。他们觉得，跟中国人玩“蚕食”这种小把戏太慢了，必须用“大日本皇军”的铁蹄，来亲自解决问题了。
而另一个被深深刺激到的，就是当年那个因“不抵抗”而背负骂名的少帅——张学-良。
自从“九一八”之后，他丢了东北，辞了官，出了国。回国后，又被蒋介石派到西北去“剿共”。这五年来，“不抵抗将军”这顶奇耻大辱的帽子，像一座大山，死死地压在他的心头，让他喘不过气来。
他夜夜从噩梦中惊醒，梦里，全是东北父老乡亲那冰冷的、失望的眼神。他走在西安的街头，都能感觉到背后有人在戳着他的脊梁骨，骂他“败家子”、“亡国奴”。
傅作义的胜利，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他这五年来的狼狈与屈辱。傅作义能打，凭什么我东北军不能打？绥远能收复，凭什么我们的白山黑水就不能收复？
更让他无法忍受的，是“剿共”的现实。他的东北军，在与红军的交战中，屡战屡败，损兵折将。这些离乡背井、无家可归的东北子弟兵，最大的愿望是“打回老家去”，可现在，却要在中国的内战中，和同样是中国人的红军，拼个你死我活。
军心，快散了。
张学-良，多次向蒋介石哭谏，请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可换来的，永远是蒋介石那句冷冰冰的训斥：“攘外必先安内！”
历史，就在此刻，给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蒋介石为了彻底解决“剿共”问题，亲自飞抵西安，坐镇指挥。他下榻的地方，是风景秀丽的华清池。
蒋委员长大概做梦也想不到，他此行的目的地，不是战功，而是一个为他精心准备的、足以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陷阱”。
在巨大的屈辱、愤怒和焦虑之下，张学-良，联合同样主张抗日的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决定，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他们要——兵谏。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凌晨。
古都西安的夜，寂静而寒冷。
几声清脆的枪响，划破了华清池的宁静。
张学-良的卫队，与蒋介石的卫兵，发生了激烈的交火。
睡梦中的蒋介石，被枪声惊醒。他仓皇之间，只穿着一件睡袍，连假牙都没来得及戴，就在侍卫的簇拥下，向后山逃去。
这位中国的最高领袖，大概从未想过自己会如此狼狈。他在冰冷的岩石和荆棘中，摸爬滚滚，脚被划破了，腰也摔伤了。
最终，他在一个山洞里，被搜山的东北军士兵发现。
当士兵们喊出“报告委员长”时，浑身发抖的蒋介石，说的第一句话是：“不许开枪，我是委员长。”
与此同时，杨虎城的部队，则控制了西安城内所有国民党军政大员的住所。
天亮时，整个西安城，已经被张、杨的部队完全控制。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张学-良的目的，不是要杀蒋，更不是要取而代之。他就是要用这种最极端、最激烈的方式，逼着这位中国的最高统帅，调转枪口，一致抗日。
他后来对人说：“我当时，已经把自己的脑袋，揣在裤腰带里了。事成之后，不论委员长是杀我，还是剐我，我都认了。我只要能让国家团结起来，一起抗日，我张学-良死而无憾！也好洗刷我这‘不抵抗’的千古骂名！”
那一刻，中国所有内在的、复杂的矛盾，都以一种最极端、最戏剧化的方式爆发了。
消息传出，举国震惊。
南京的国民政府，乱成了一锅粥。以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主张立刻派飞机轰炸西安，武力解决，实际上是想借机除掉蒋介石，自己取而代之。
而远在陕北的中共中央，在最初的震惊之后，也迅速做出了判断。他们从民族大义出发，确定了和平解决事变，逼蒋抗日的方针，并派出了周恩来等人，前往西安调停。
一时间，小小的西安城，成了全世界的焦点。南京、延安、莫斯科、东京、伦敦、华盛顿……无数双眼睛，都在紧张地注视着这里，注视着那个被扣押的委员长，和那个发动兵谏的少帅的命运。
中国的命运，悬于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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